来源：BBC

作者：Richard Fisher

翻译：任天

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搭乘太空舱溅落在太平洋上，有人担心他们会将外星微生物带到地球

在人类最近的历史上，少数人做出的决定在理论上可能会让整个世界陷入危险，而对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存挑战，这些往事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需要做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可能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在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结束后，三名宇航员返回地球，他们乘坐的太空舱落在太平洋上，随着波浪漂浮不定。太空舱里很热，让他们很不舒服。NASA官员最终决定把这三位国家英雄接出来，让他们过得舒适一些。但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呢？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会将致命的外星微生物释放到地球上，尽管可能性很小。

几十年前，一群科学家和美军官员也处于类似的转折点。在等待观看第一次原子武器试验时，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潜在的灾难性后果。这场实验可能会意外点燃大气层，摧毁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一架起重机将阿波罗11号太空舱抬到回收船上，此时宇航员们已经在船上

在20世纪的几个瞬间，极少数人掌握了全世界的命运；他们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可能性很小，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发生万一，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地球上的一切也会终结。

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了这些决定？这些决策过程能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如今所面临的生存风险和危机？

20世纪中叶，当人类首次制定向太空发射探测器并登陆其他星球的计划时，有人已经意识到了可能会出现的污染问题。

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

首先，人们担心“向外”的污染，即地球上的生命可能会意外地搭上便车进入宇宙。航天器在发射前需要消毒和仔细包裹。如果有微生物潜入飞船，就会使任何探测外星生命的尝试陷入混乱。如果外星生物真的存在，也可能无意间被地球上的细菌或病毒杀死，就像电影《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结尾时外星人的命运一样。太空竞赛时代的这些担忧在今天仍然同样重要。

另一个担忧是“返回”污染。有人认为，宇航员、火箭或探测器返回地球时可能会带回外星生命，而这些生命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要么杀死地球上的生物，要么大量消耗地球上的氧气。

返回污染是NASA在阿波罗登月计划期间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宇航员带回了危险的外星生物会如何？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几乎没有人认为月球可能孕育生命——但这种情况仍然需要探索，因为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当时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说：“也许有99%的人可以肯定，阿波罗11号不会带回月球生物，但就连这1%的不确定性也太高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

NASA采取了多项隔离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显得不大情愿。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相关官员主张采取比原计划更严格的措施，并声称有权拒绝受到污染的宇航员入境，以此向NASA施压。在国会听证会后，NASA同意在回收船——负责从溅落在太平洋上的太空舱接回宇航员——上安装一个昂贵的隔离设施。双方还同意，登陆月球的宇航员将在隔离三周后才能与家人拥抱，或与总统握手。

阿波罗11号宇航员在返回地球后被隔离了起来，但当他们在海上被接走时，存在一个与外界接触的窗口期

然而，美国杜克大学的法律学者乔纳森·维纳认为，隔离程序存在一个重大漏洞。他在一篇关于对灾难性风险的误解的论文中描述了这一场景。

当太空舱溅落到海面时，最初的方案规定宇航员待在舱内。然而，当宇航员在闷热且不断受到海浪冲击的太空舱中等待时，他们的健康问题受到了外界关注，NASA也开始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官员们决定打开太空舱，用小艇和直升飞机将宇航员们救出来。尽管他们在进入回收船上的隔离设施时都穿着生物污染防护服，但在海上，太空舱一旦打开，里面的空气立即就会释放出来。

幸运的是，阿波罗11号任务没有将致命的月球生命带回地球。但如果换一个星球，如果太空舱真的携带了某些外星生命，那么将宇航员的短期舒适放在首位的决定，可能就会在短暂的窗口期将它们释放到地球的大气和海洋中。

核毁灭

24年前，美国政府的科学家和官员们站在另一个转折点，他们面对的一个看似不大，但又具有潜在灾难性的风险。在1945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之前，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通过计算，指出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在他们描绘的一个场景中，核裂变爆炸产生的热量非常巨大，可能会引发失控的核聚变。换句话说，该测试可能会意外地点燃大气层，使海洋蒸发，摧毁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

随后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场景大概率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直到核试验当天，科学家们还在反复检查他们的分析。这场人类历史上首次核试验被称为“三位一体”（Trinity），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试验的日子终于到了，官员们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当爆炸的闪光比预期的更长、更亮时，不止一名观察小组的成员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他最初的敬畏很快变成了恐惧。后来，他的孙女詹尼特·科南特出版了一本描写该项目科学家的书，并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仅对这枚炸弹没有信心，而且在爆炸时，他仍相信这些试验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他所说，他目睹了‘世界的终结’。”

在牛津大学的哲学家托比·奥德看来，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他将“三位一体”试验的具体时间和日期——1945年7月16日05：29——定为人类新时代的开端，标志着人类从此具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奥德在《悬崖》（ThePrecipice）一书中写道：“突然之间，我们释放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创造了地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温度。”他指出，尽管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十分严谨，但这些计算从未受到过公正且非功利性的同行评议，也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民选代表被告知了风险，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政府了。这是一次由科学家和军方领导人自行决定的行动。

奥德还强调，在1954年的另一次核试验中，科学家的计算结果出现了惊人的错误：最后的爆炸规模并不是预期的600万吨当量，而是1500万吨。他说：“在那年夏天进行的两项重大的热核反应计算中……他们一对一错。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点燃大气层的主观风险高达50%，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可靠性水平还不足以让我们冒险赌上未来。”

“三位一体”核试验的遗址。幸运的是，当时的核爆并没有将大气层点燃

脆弱的世界

从21世纪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些决定只属于当时那个特定的那个时代。今天我们对太阳系污染和生命的科学知识要先进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早已成为过去。现在没人会再冒这样的风险了，是吗？

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的意外，抑或是其他原因，都使今天发生灾难性事件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

诚然，外星生命导致的灭绝并不是地球面临的最大风险。不过，尽管可能会有“行星保护”措施和相关的实验室来防止外星生命的污染，但这些规程能否适用于探访太阳系其他行星和卫星的私营企业，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除了外星灾难的威胁，向银河系广播我们的存在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尤其是如果外星人的科技更先进的话。历史表明，当人们遇到那些技术更先进的文明时，往往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看看原住民遇到欧洲殖民者之后的命运就知道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核武器的威胁。点燃大气层应该是不可能的，但导致极端气候变化的核冬天却并非天方夜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核武库的数量和威力都不足以引发这样的灾难，但现在已经足够了。

托比·奥德估计，20世纪人类灭绝的风险约为百分之一，而现在的概率更高了。他认为，除了一直存在的自然风险外，人为造成自身灭绝的可能性在过去几十年间显著上升。除了核威胁，还有失控的人工智能、碳排放飙升等；人类现在还可以干预病毒的生物学特征，使它们更具致命性。

正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所显示的那样，全球的互联互通，以及错误信息和政治上的不妥协也使人类更加脆弱。“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切，我认为本世纪的（人类灭绝）风险约为六分之一，就像一场俄罗斯轮盘赌，”奥德写道，“如果不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继续让自己力量的增长超过智慧的增长，可以预期，下个世纪以及接下来的每一个世纪，这种风险都会更高。”

研究人类“存在危机”科学家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迅速增长的风险，那就是想象从一个巨大的瓮中捡球，每个球代表一项新技术、新发现或新发明。绝大多数的球都是白色或灰色的，白球代表了人类的进步，比如肥皂的发现；灰球就像代表着好坏参半，比如社交媒体。然而，瓮中还有少量的黑球，它们非常罕见，但只要挑出一个，人类就会毁灭。

这被称为“脆弱世界假说”，强调了我们应该为未来一些极其罕见又极其危险的事件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拿出任何一个黑球，但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太过罕见——我们的手已经触碰到了其中的一两个。

简而言之，我们十分幸运。在未来，有很多技术或发现可能会被证明是黑球。有些已经为人熟知，但尚未被用来引发灾难，比如核武器或生物工程病毒。还有一些是已知的未知因素，比如机器学习或基因组技术。最后是一些完全未知的事物，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危险的，因为还没有被构思出来。

罕见事物悲剧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对待这些灾难性风险呢？乔纳森·维纳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将人们对极端灾难性风险的误解描述为“罕见事物悲剧”（tragedy of the uncommons）。

你可能听说过“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描述的是自私自利的个体对公共资源的过度剥削。每个人都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但最终导致所有人都在受苦。这一悲剧是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和过度捕捞等问题的根源。

维纳解释称，罕见事物悲剧与此不同。在这一悲剧中，人们并非对公共资源管理不善，而是误解了罕见事物的灾难性风险。他提出了如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罕见灾难的“不可获得性”。相比从未发生过的事件，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更容易让人想起。大脑倾向于将过去的记忆拼贴在一起，构建出未来的图景。如果新闻中报道了一种风险——比如恐怖主义——公众的担忧就会增加，政客们就会采取行动，新的科技就会被发明出来，等等。然而，预见罕见灾难的特殊困难在于，我们不可能从经验中学习。这些灾难从不会出现在头条新闻上，但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类的终结。

其次，我们对罕见事物造成的灾难有所误解，“麻木”地以为那就是大规模灾难。心理学家观察到，人们的担忧并不会随着灾难的严重程度而线性增长。或者更直白地说，人们会更关心某个人的死亡，而不是全世界75亿人的命运。人们也不会考虑未来后代的命运。有大量证据表明，相比个体悲剧，人们对更大群体的担忧要低得多。

最后，维纳描述了所谓的“威慑不足”效应，指出那些承担风险的人会更倾向于采取放任态度，因为无需担负责任。即使世界因你的决定而毁灭，你也不会因为疏忽而被起诉——法律和规则都没有力量阻止终结人类物种的鲁莽行为。

也许最令人不安的事情是，罕见事物悲剧可能会在偶然间发生——无论是由于傲慢、愚蠢还是疏忽等原因。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愿意毁灭世界。即使是不知名的公司、爱管闲事的政府、鲁莽的科学家或其他末日代理人，都需要一个世界来获取利润、秩序、任期或其他邪恶目标，”人工智能研究员埃利泽•尤多科夫斯基曾经写道，“如果人类的灭绝进程足够缓慢，做这些事情的人很可能会惊恐地意识到……如果地球被毁灭，那很可能是他们的错误导致的。”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阿波罗11号任务的NASA官员和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并不是那些被吓坏的人。但在未来的某一天，还会有人来到新的转折点，届时地球物种的命运将由他们来决定。或者，他们可能已经走在这条路上，正闭着眼睛走向灾难。希望当这一切来临时，他们能为了人类的利益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