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随着事态发展而牵涉进来的什叶派催生了这一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保守派对西方化和受到西方支持而在国家进行世俗化的国王所作出的强烈反弹，非保守派的人士也对社会不公和旧制度的缺失作出回响。国民认为国王负有不成为非穆斯林西方势力(美国)傀儡的义务，他们认为这些西方势力的文化会沾污伊朗。

国王政权被视为压迫性、残暴、腐败及奢侈。政府的权责失职，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使经济面临瓶颈、短缺并出现通货膨胀，保安部队也无法应对抗议示威。当时的伊朗奉行皇权极度集中的制度，规模如此庞大的反国王运动意味着“实在有太多的示威者”，使保安部队不知所措。

伊朗伊斯兰革命令伊斯兰教取代了君主政体，而霍梅尼及伊斯兰意识形态能够推翻国王巴列维在某程度上关乎什叶派所宣扬的伊斯兰复兴具有反西方化的意识。霍梅尼追随了他所爱戴的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本·阿里的足迹，而国王就像是侯赛因的仇敌暴君耶齐德一世。国王政权及反国王的世俗主义者低估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运动，同样要为此负上责任。国王政权认为霍梅尼的威胁不及伊斯兰社会主义者，而世俗主义者则误以为霍梅尼会持观望态度。